200重刑犯获释后组“劳改村” 仍保持服刑惯性

高墙外的“劳改村”

《瞭望东方周刊》记者周范才 ()

在这有着200余人的特殊群落中，大多曾是重刑犯，在监狱服刑二三十年不等，有的甚至曾经是被判死缓、无期徒刑后改判的犯人

2011年2月3日，农历兔年春节，李福朝在居室门外贴了一副春联，横批是“万事如意”。

“这是我今年的心愿。”李福朝说。就在春节前半个月，他的好友蔡延平不幸辞世，此前，这相交数十年的两人的心愿是相互照应到老。

两人曾经是狱友。在云南省第一监狱服刑（下称省一监）期间，他们的工种都是电工，刑满释放后，又在省一监的高墙外比邻而居。

蔡延平临终时子女不在身边，事实上，他生前并不知道女儿的准确住址，能指望的只有李福朝等热心的邻居。这些邻居的身世大多类似：都曾是监狱的重刑犯，在刑满或减刑释放后没有回归社会，选择在监狱的高墙外聚居下来。

蔡延平去世后，他曾经居住的残破居室被锁了起来，钥匙由省一监后勤服务中心拿走，而这，便是其76年人生故事的最后结局。

“四合院”与“劳改村”

蔡延平生前伶仃一人，独自守着一间居室住在李福朝家的后院。这一带是一排排低矮的棚户，聚居着数十户人家，除却一栋五层楼高的老旧红砖房外，近400平方米的区域全部是低矮的棚户，保留着城中村最原始和杂乱的状态。

棚户区的两侧是布满铁丝网的高墙大院，一边是省一监，另一边是昆明监狱。在通往省一监的路口，路牌上标示着这块区域的正式名称：四合院。不过，在居民们的嘴里，他们惯常的定义是：劳改村。

瓦砾间生长着的荒草，开裂剥落的土胚墙体，以及不时在巷道内追逐着的野猫和鸡，是三十年来“劳改村”里最真实的状态。

在这有着200余人的特殊群落中，大多曾是重刑犯，在监狱服刑二三十年不等，有的甚至曾经是被判死缓、无期徒刑后改判的犯人。

走出高墙后，他们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，有的作为监狱所属工厂的企业工人退休，有的作为暂留待迁人员等着迁走，只是这一等就是三十年，“劳改村”里的居民户口也都变成了昆明本地户籍。

前两年，李福朝换发了第二代身份证，住址一栏标注着：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光明路1008号四合院五层楼后平房第3栋19号。而光明路1008号正是省一监的地址。

一墙之隔是邻居兰文光的家，不过是17平米的一间平房，吱呀作响的板床、发黄黝黯的墙壁、门口自制的鸡笼以及油漆剥落的木柜，是其全部家当。

“墙都开裂了，早就成了危房。”兰文光用手摸了摸房门边上手指粗细的砖墙缝隙说。他也说不清楚这些棚户究竟建于哪一年，只知道自1984年出狱后他就住在了这里。

墙裂了，兰文光就找点砂浆把裂缝糊上，但心里的裂痕，只有老人自知。

每个老人身后，都是一段特殊的历史

今年78岁的兰文光出生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（现名香格里拉县），早年曾在县公安局做过多年公安，直到1959年“反右”运动开始。

当时的大中甸区区委书记被打成“右派”抓了起来，兰文光“临危受命”，被委任为代理书记，时值“三年困难”时期，兰文光在1961年决定解散公社食堂，为各家各户开仓分粮。

很快，就在这年12月份，兰文光在迪庆州区、县、乡、队四级干部会上被批为右派典型，被接连批判三天三夜。

1961年前后的迪庆州因山区闭塞尚不太平，土匪不时出没。被批斗后的兰文光心灰意冷，在上山打猎时结识了一股土匪，随即决定随同土匪穿越边境逃往印度，不幸被其亲信卫兵告发，后被中甸县人民法院以“身为国家干部，勾结土匪，叛国投敌”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。

入狱后，兰文光先在云南丽江大研农场劳改十年，后于1972年转入省一监服刑，因表现良好，他在狱中获得数次减刑，于1984年1月4日刑满释放。

兰文光的邻居更多的是以“反革命”罪名入狱。住在兰文光后院的张成贵原籍云南昭通威信县，1965年初中毕业后在县委当通讯员，主要负责为县委书记牵马、送文件，8个月后，他去报名参军，成了一名援越铁道兵。

张成贵一直在部队里做到连长，转业后当上了威信县革委会副主任。“文革”中，张成贵风光了十年。“四人帮”被粉碎后，张因“执行‘四人帮’极左路线，打击迫害老干部”，被定为“反革命”，判处死刑，缓期两年执行，随后进入省一监服刑。

1980年，张成贵被改判为有期徒刑7年，4年后出狱。

同样的“反革命”还有秦本坤、拜有智，“文革”时，两人同属“地富反坏右分子”，因担心遭到清算，都曾计划逃亡缅甸，后失败。

1970年，拜有智被判无期徒刑，1972年进入省一监服刑，1986年减刑释放。1967年，时21岁的秦本坤被判入狱20年，1979年11月平反后被释放。

“关了12年3个月21天。”秦本坤说，三十年来，这个数字对他来说刻骨铭心。

类似的“政治犯”还有87岁的王起胜老人，他曾是黄埔军校第20期学员，解放战争期间随国民党军参加了辽沈战役，负伤后，于1950年5月回到家乡昭通。1951年2月，王起胜被逮捕，一关就是29年。1980年，当他走出省一监大门时，已经56岁了。

对过去的一切，老人并不想过多提及。“没得意思，不想说。” 王起胜在出狱后也留在棚户区住下，60岁时找了一个老伴，膝下的亲人只有一个远在昭通老家的盲人侄儿。

在这里，和王起胜老人有着同样经历的国民党老兵不少于3人，有的甚至已是96岁高龄。

当然，聚集在这里的也不全是刑满释放后的“政治犯”，刚刚谢世的蔡延平据说是因为强奸罪入狱，李福朝则是因为打架斗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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